余隆亲自救火：中国爱乐音乐会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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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4月11日消息

中国爱乐乐团原定于4月13日和4月19日在保利剧院各举行一场交响音乐会，因为担任这两场音乐会指挥的波兰指挥家雅切克·卡斯普契克不能前来北京而告急。

为保证音乐会如期举行，乐团艺术总监余隆决定放弃自己本月在欧洲指挥歌剧和在“贝多芬音乐节”上指挥演出的既定行程，担任4月13日音乐会的指挥。

这场音乐会的演奏曲目除原定的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外，安东·布鲁克纳的《降E大调第四（浪漫）交响曲》改为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中国爱乐乐团木管声部首席将集体走到前台，由双簧管首席张正地、单簧管副首席林东荣、大管首席朱垣平和圆号首席贾辉在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中担任独奏。

原定4月19日由卡斯普契克执棒的第二场音乐会的指挥，也在中国爱乐乐团积极努力下得到落实，将由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担任。

　　

茧子

我老爸说在国际指挥界，中国的指挥只能算二流，我听了以后很不爽。
请问楼主，余隆是何许人也？
呵呵，我不懂音乐的，不要笑话我。

李晓梦

中国爱乐的艺术总监，即负责人。平心而论，二流也不错啦。您想想，英格兰、西班牙的球迷多吧，据说他们也就二流水平；中国足球那水平被扁为四五流的，也有大把人迷哪--------扯远了，不好意思。

祗园主人

中国的布鲁克纳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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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茧子 发表
[B]我老爸说在国际指挥界，中国的指挥只能算二流，我听了以后很不爽。
请问楼主，余隆是何许人也？
呵呵，我不懂音乐的，不要笑话我。 [/B]

第一个问题：
余隆是中国爱乐乐团的指挥，正式的指挥，还有一大堆的头衔。记住是个有本事可以替乐团拉到支持的有影响的人物，这个最重要。

第二个问题：
谁说的是二流，听不清楚要当成二流子啊？
基洛夫乐团来访，******主席就问中国乐团的水平是几流的？
捷杰耶夫只说是个年轻的有活力的乐团，没有说是几流。其实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入流指挥和入流乐团访华时，都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典型的伪问题。无非满足咱们民族情节，有点心里安慰。

我告诉谷雨，没有余隆的中国爱乐是个连自己看门曲目也搞不清楚的乐团，至少老柴的第五也是非常糟糕的演绎......

谷雨

安东·布鲁克纳的《降E大调第四（浪漫）交响曲》

余隆这种歌剧指挥根本,以现在的这种年龄根本无法胜任BRUCKNER.

老哥其实爱乐去福州就是走穴赚钱,不过我到没想到这么没有专业精神.
其实多数欧洲乐团来北京也使走穴赚钱,并不当成重要的一站,可是人家的态度比较专业.

茧子

余隆是活跃于当今国际乐坛的杰出的中国指挥家，曾应邀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担任客席指挥。他曾经在德国、法国、荷兰、瑞士、波兰、匈牙利、葡萄牙、斯洛伐克、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登台指挥，与世界著名的指挥家马里纳、钢琴家普雷特涅夫、小提琴家齐默尔曼、大提琴家海莫维兹、单簧管演奏家内迪克和女高音歌唱家费贝利希尼等合作，指挥过德国汉堡歌剧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莱比锡广播乐团、英国圣马丁乐团、匈牙利布达佩斯广播交响乐团、布莱梅爱乐乐团、法国尼斯大剧院、爱尔兰国家爱乐乐团、澳大利亚ABC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等知名的乐团和歌剧院。余隆所涉猎的曲目包括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的作品，尤以指挥歌剧而闻名，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了《茶花女》、《图兰多》、《阿伊达》、《卡门》、《拉美莫尔的露契亚》、《罗米欧与朱丽叶》、《风流寡妇》、《唐·帕斯瓜勒》等歌剧名作，均获得巨大成功，在国际乐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由此奠定了余隆作为一个优秀指挥家的国际地位。

余隆1964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自幼随其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学习音乐。他曾经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及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先后受教于中国音乐教育家黄晓同教授和德国歌剧指挥家鲁宾斯坦教授等名师。出色的音乐天赋及优越的音乐教育为余隆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够迅速成长为卓有成就的指挥家。
　　
1992年，余隆出任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同年，他发起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1998年，余隆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担任艺术总监。此后，余隆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才华使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影响的音乐盛会之一，对促进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余隆还曾经连续五年为香港市政局制作歌剧演出。成功地组织这些盛大的音乐活动，让世人充分认识到作为音乐活动家的余隆所具有的艺术鉴赏力和高品位的艺术气质。在2001年的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与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合作，首演了作曲大师菲力普·格拉斯的大提琴协奏曲。这届音乐节上，余隆还临场代替指挥家大贺典雄，指挥东京爱乐乐团完成了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演出。
　　
在指挥活动方面，余隆曾经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及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联合演出了威尔第的《安魂曲》和奥尔夫的《博伊伦之歌》；1999年他指挥演出的《中国唐宋诗篇音乐朗诵会》和《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纪念音乐会》均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成为近年来中国音乐舞台上的典范之作，博得音乐爱好者和新闻界的一致好评。
　　
2000年，余隆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余隆期望通过与众多世界知名音乐家的合作，使中国爱乐乐团发展成一个全能的职业化乐团，不仅能够向全世界介绍优秀的中国交响乐佳作，也能够出色地演奏西方音乐史上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在不同的音乐形式上均有所建树。2000年12月16日，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首演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爱乐乐团成立后，余隆指挥这个年轻的乐团演出了许多大型作品，2001年2月演出了威尔第的《安魂曲》，2002年1月演出了伯辽兹的《浮士德的沉沦》。2001年9月，余隆率中国爱乐乐团在台湾地区举行了成功的巡回演出。
　　
余隆还指挥录制了许多唱片。他曾经指挥斯洛伐克广播交响乐团为纳索斯唱片公司录制了康格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和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他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为德意志唱片公司录制了两张唱片，其中之一为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序曲和勃拉姆斯／勋伯格的G小调钢琴四重奏，另一张为中国作品集。

茧子

余隆

当今国际乐坛上杰出的中国指挥家之一，１９６４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自幼随其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学习音乐。
   
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及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在世界包括澳洲、欧洲及亚洲担任客座指挥，与世界著名乐团及歌剧院有广泛的合作。１９９２年余隆出任北京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同年参与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１９９８年起余隆担任他参与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

“是否我们太关注经济了？什么时候、什么人会从真正意义上关注一下教育和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城市、政府、机构、公司、家庭、个人，再有钱又如何呢？”

记者手记：今晚，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拉开帷幕。从五年前首次创办音乐节开始，余隆就作为艺术总监，看着自己的作品一次又一次的展现在世人面前，听着来自各方褒贬不一的评价。没有人知道他此刻最真实的心情是怎样的。
   
多少年来，艺术家羞于谈“钱”，耻于讲“利”，艺术创作与市场运作之间的关系始终薄弱而微妙。余隆能够成功的经营音乐节，其得天独厚的人脉关系和自身在国际音乐界的声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恰恰是他对艺术与商业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成功的运作方式。
   
艺术的惟一性是商人购买艺术的目的。余隆搭了一个台子，把艺术卖给了他的赞助商。当商人们正津津乐道着高雅音乐的时候，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们，也正在感知着一种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的文化氛围。
   
今晚，大幕又要拉开了。

坐在新族大厦四层的这间办公室里，耳边传来建国门外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嘈杂，而眼前看到的却是老国际俱乐部里一片郁郁葱葱。
   
阳光晒得我很有些倦意，懒懒地想着不知道这个被称为“商业艺术家”、“音乐生意人”的人什么时候来。喝着暖茶，透过落地长窗，一片绿色，北京的秋天，来了，却没有痕迹。
　　
余隆终于来了，眼前的色彩突然乱了一下，又马上归于和谐。淡黄色的衬衫，米色的休闲裤。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用手势告诉助手——让我再等一会儿。
   
“没问题没问题……”“明天不行……”，一些夹杂着英文和德文的短句断断续续从隔壁他的办公室传出来，在写字楼的傍晚，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过道里高低频率的人声、敲门声、门轴转动声、门上的挂件敲击着玻璃发出的清脆声，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奇特的音效。
   
隔着磨砂玻璃，能看到余隆的影子，他始终歪着头夹着电话，传出的声音时高时低。半小时后，他把两只脚架到了桌子上。看不到他的表情，我想，这一定是个很棘手或者很重要的电话。
   
那些短句终于像遇到休止符一样戛然而止，余隆出现在门口，脸上有一丝微愠的倦意。
   
“先让你看看我新买的画。”在他办公桌的边上立着一幅油画，画中是一个少女。

“像陈逸飞的风格，不过有点儿匠气。”我说。“他弟弟画的，是有点儿匠气。”他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致歉。因为刚才那个电话，他看起来并不轻松，但他还是试图用画来调整心态和气氛。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余隆在接完电话１０分钟之内的表现，你能感觉到他正在担忧什么，也能感觉到他正在努力摆脱掉这种担忧的影响，那是一种作为一个记者很难见到的过渡状态。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当时一定正站在一个多种关系、多种利益、多种目光的交叉点上，他一边进行着多重受力下的受力分析，一边准确地保持着高难度的平衡姿态，他必须且只能让自己看上去很自如。

最初的选择
   
在余隆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国际音乐大师的照片。除了合影，他的照片很少，其中有两张陈旧的黑白照片非常醒目，照片中的少年一派天真。我问他：“从没听你说过小时候的事儿。”
   
“小时候，没什么故事，普通的不得了。要不是我外祖父，我可能都不会学音乐。”余隆的外祖父是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上小学的时候，余隆个子不高，但头很大。曾经，上海杂技团到学校去挑学员，人家一眼就看上了余隆灵气的大脑袋，非想让他去杂技团练顶坛子。丁教授出面拦了下来，一方面是不舍得外孙离开家，另外更认为外孙有学音乐的天赋。
   
“后来，家里就开始逼着学音乐，因为什么乐器都没学好就只能学指挥了。”这样的自嘲有点嬉皮。大学以前，余隆觉得那是一段记忆模糊、个性也模糊的时期，像所有不甘心学习的小孩一样，消极对抗过练琴、拨快闹钟、装病。在上海音乐学院，余隆学习指挥的同时也学习做曲和打击乐，某一时刻，他突然开了窍，真正领会到古典音乐巨大深沉的感染力，他庆幸选择了指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现作品的风貌。
   
“有没有想过，要是你当初去练杂技了，今天会是什么样儿？”
   
“那我就有可能办一个北京国际杂技节了！”

感悟的激情
   
他的助手说，余隆对人家评价他“真不像个上海人”颇为得意。他自己也承认个性中既有北方人爽朗的一面，也有上海人细致的一面。当然他身上还有很多西化的迹象，例如说话时经常得用英语找词。
   
有人说他的行为代表了一种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兼有管理者和音乐家的素质，而他说，最复杂的事情往往是简单化的，所有的能用语言表述评语，可能都是对音乐工作者的误解，他说话肯定、快速、思维与表达同步……
   
“你在德国待过８年，这８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事业还是情感？”
   
他说“德国这８年对我的思维方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习惯和想法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在德国他曾经和许多大音乐家一起工作，他们对细节的细致追究是他学到的一个好经验，“你可以联想到他们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会同样认真和细致的追究。这是一种态度。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很苛刻，因为我能从生活的细节中感受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希望把工作变得和生活一样美好，所以我必须苛刻。”
   
１９６４年出生的余隆今年３７岁，多年来的种种经历，德国的研究生生活，欧美的指挥生涯，简单的概括了他的成长。也许是对少不更事时年轻气盛的种种行为不以为然，所以淡化、忽略了自己的记忆，比如醉酒。大学时代，他像大多数人一样，不止一次的醉过。一个冬天的夜晚，在奠定他严谨、踏实的生活观的德国，依然在求学期的余隆因为一段感情，酒后在莱茵河边徘徊了一整夜。
   
“最后没有跳吧？”“好像没有。那都是不懂事，不能自制。”余隆没有多说。
   
“这个时代，我不喜欢，它在探索，在变化，太浮躁，但这是个必然，一个过渡。”余隆就事论事的谈起现在，在他的语汇中，名词、动词是主体，形容词几乎没有，有助于表达精确的限定语也不算太多，他有耐心重复，但用语永远简短，“‘变’的东西不能持久，永恒的是那些‘不变’的。”做着“不变”的音乐的余隆说，“我是指挥中非常开通的人。”他接受代表“变”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但他又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你们不能理解的，你们是穿着太空服的。”双手比划，代沟不言自明，非常自信的余隆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

经营音乐
   
“每个艺术家可以有自己的个性，但只可以在展现自己的时候才用得上。要想令所有的人在坚持共性的同时保持个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一个合理的秩序。”
   
说起目前国内音乐市场和音乐交流，余隆侃侃而谈：“现在有不少奇怪事，比如，我们有一流的作曲家，但他们却很少有新作问世；我们的乐团不能算少，但却不能经常演出；国外有许多演出经纪人看好我们的市场，可真正优秀的海外同行却极少进来。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可能是缺乏合格的音乐演出活动的组织者。”
   
“在国外都是通过演出经纪公司。一个著名的演出公司，都会有不仅精通音乐、与音乐团体和音乐家有广泛交往、同时对音乐市场运作、音乐会组织策划非常内行的人才。但在国内，演出的经纪形式还不很成熟。有的经纪人不懂音乐、不熟悉乐团，也不是音乐家们的朋友；而音乐家们通常又不熟悉乐团，不知道如何组织音乐演出活动。在这样的形式下，音乐活动家势必会应运而生。我现在从事的，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牺牲多方面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从辉煌的指挥台上退到幕后来做组织工作对个人名声暂时也有些影响，余隆笑着说：我现在指挥的是一个更大的“乐团”。
   
“最好的指挥是自己很冷静但观众很激动，最差的指挥是自己很激动但观众不激动。”撇开外在的形式表现，余隆的指挥是理性的，他形容自己是一个音乐管理者，通过对作品结构的理性分析和处理来实现哲理思考后的感动，他的天分使他能很好的理解和处理作品。
   
２６岁时余隆开始了他的指挥生涯，漫游于欧美各国，也不间断地回国演出。１９９２年发起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１９９８年，他把家正式搬回了北京。
   
“我对北京这座城市有感情，对北京观众有感情。原来出国的初衷就是想把国外的好东西带回来，这时候中国国内形势不错——中国正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想与国际接轨，对我来讲是个机遇。做什么呢？中国缺少大的音乐活动。”这一年，他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任艺术总监。音乐节连办四届，已经成为北京的文化品牌。
   
作为艺术总监，余隆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筹办方式，行事既靠演出市场又尊重艺术规律。除一部分启动资金由政府划拨外，均为音乐节组织机构自行运作，自己解决。他在音乐节的经营中，在选择艺术家和吸引赞助商方面，表现出他对国际操作模式的灵活运用。
   
谈起自己在文化活动方面的成功，余隆始终强调一点，以高品质的音乐水准来带动一切，包括吸引赞助，确立品牌效应，以广泛的国际沟通形成良性循环。所以，高雅艺术与商业的挂钩不再遮遮掩掩，音乐节的每场演出都被冠以诸如“索尼之夜”、“轩尼诗之夜”、“德意志银行之夜”之名，这些夜景衬着如潮的人群实现了余隆的预期——在商业基础上，最大限度的追求纯粹的艺术形式。
　  
由音乐作品的管理者转为音乐活动的管理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音乐是他的工作，这比说音乐是他的挚爱更真实，搞音乐活动只不过是另外一项有关音乐的工作，而且比单纯做音乐更有意义。“工作中乐趣无穷。”富于理性的指挥家发现了有些行业可以触类旁通。做指挥的余隆和搞音乐活动的余隆是不一样的风格，他精于此间的转换。他的自信让你觉得言过其实，但事实上他做到了，这方面，你只能感慨于他的坦率。
   
余隆讲了一件他记得的很有意思的事：“有一次我在德国的海滩和朋友散步，海滩上全是大石头，你必须踩着一个石头到另外一个石头，他走得很快，我在后面追他，然后我就看着他，怎么追也追不上，最后我就干脆不看他，只看自己脚下的路，一个一个石头踩过去，我就追上他了，所以，人不要太在意旁边，而应该看自己脚下的路就可以了。”
余隆如是说

关于感激
   
不应该失去对生活的感激、感动，哪怕很小的细节，很多时候我会和女儿一样为很小的事情感到开心，我很怕失去这种有童心的对生活的挚爱，这是本质的东西。如果丧失这种感觉，就会变的麻木冷漠，责任感会越来越淡漠，社会会变成一种非常颓废的状态，这是我从艺术里得到的非常好的东西。我至少知道我自己应该爱什么，应该为什么奋斗，由此派生的东西让人变得丰满，人的质量是自己努力出来的。

关于责任
   
我这人从来不做极端的事，我的性格就是用不温不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你发没发现我在台上和台下不是一个人，当你在台下时，你必须很公平地做事情，当你在台下时，必须倾注所有的激情。必须调和自己的角色，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责任。我惟一的成就感在于没有让我的事业落入俗套，我兢兢业业地把它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事情很多人能做，保持高标准的状态很难。做成事情一定要心无旁骛。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做的事情尽职尽责，这个世界就会美好许多.

茧子

呵呵，在网上搜到了不少资料。

牛耳

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