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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叔诚回忆相对比较简单，他的侧重是自己为什么要修改“洁本黄河”。关于这个修改，不值得一提。

储望华回忆是创作的真相。

关于作品的风格，储望华回忆说，“由于《黄河》创作组的每一位成员受的都是西洋古典传统音乐教育，多人的合作便可能是对某一种艺术混合体的认同。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选择了拉赫马尼诺夫、李斯特、柴可夫斯基、拉威尔等人的作品，细心聆听、潜心借鉴。在《黄河》钢琴协奏曲中，确有不少部分有明显的模仿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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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打字满着呐，不想发个表情符号，一点击，全丢了，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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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叔诚回忆，概括说，他是创作成员之一；盛礼洪、储望华以及刘庄是主要创作人员。

不打字了，这个程序真是关键时刻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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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叔诚的回忆里明着为许斐星鸣不平，实际上也是替自己叫屈。我想问下老唱片，这件事许斐星后来是否发表过什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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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到许斐星的回忆。前面说了，他是殷承宗的学生，都是鼓浪屿人，到组里是帮助殷承宗做事务工作。殷承宗尚且觉得自己功力不够，请了几个高手，都有不错的作品，他是殷承宗的学生，可能比老师水平高吗？

石叔诚的回忆，说不出他和许斐星对曲子创作做了什么，出了什么具体的点子，改了什么具体的乐段。他说了，刘庄出手的至少有那段竹笛。

刚才打字丢掉很多，不打算再打字了。总之，石叔诚他也说的很清楚，当时创作组的三间套创作室，盛礼洪和储望华各一间，闲人免进的。大间的有二台钢琴，是集体用，他偶尔在大间的沙发上过夜。他如果分量很重，可能“偶尔”“在沙发上过夜”么？

现在，除了石叔诚，他们全部移民国外了。出力的人，殷承宗应该都不会忘记一起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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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叔诚和其他一些人的想法可能是，“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初也出过一把力不是？”:p

那个时代很多的集体创作，集体智慧，后来引发出不少问题。出丑了，互相推卸责任，露脸了，争相抢功。

记得一个传闻，说当初中国研制成功人工合成胰岛素，其成果本来可以获诺贝尔奖的。但由于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不可能算到1-2个人头上，于是就与诺贝尔奖无缘了。传闻而已，不知是否又一个自我感觉良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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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望华的回忆，心态也很平静，而且是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回忆的，他为此特别说明。主要的关键的地方，与石叔诚并无根本分歧，我觉得比较真实可信。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就是有人喜欢这么沾点光。有本事，自己 创作个大作品啊！

陈钢在文革写了很多红色作品，现在留下来的有几个？他修改的梁祝，据说也就演出了那么一轮就沦没了。现在大家演奏的还是他与何占豪共同创作的谱子。

王洛宾的那些西部民歌，很多搞音乐的不服气，包括陈钢在内，都认为不是他的作品，不过是整理而已。行啊，你也来整理整理！后人敬佩谁，今天就可以有答案，不必到明天。

搞个“洁本”《黄河》，确实没意思。说什么也不是原来的东西，再好也只能是赝品。

有能耐，搞一个全新的中国狂想曲钢琴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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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确非常缺少原创的大型音乐作品。陈钢那个年纪的作曲者们，早已经不可能写出什么来。新一代的谭盾的名声似乎不小，但不知几人听过他的作品。曾经翻过几本很老(八几年)的“文汇”(？)月刊，里面有刘索拉写的报告文学式的文章，谈到谭盾，叶小刚，瞿小松。后面两位现在也不知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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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盾玩时尚，那个卞祖善不是很善意的奉劝过他，结果好意惹得大家不高兴，谭盾更是恼羞成怒！

新春期间，还真看到一个节目，是谈流行歌坛的访谈，请了叶小刚做嘉宾，观点还能接受，如他认为中国的摇滚最好的是崔健，几乎是不可超越了，但音乐后期制作的太粗糙。港台的他认为那个陈淑桦唱的、制作的都非常高的水平。

瞿小松发表在第一期《读书》上的“音乐杂记”，他在反思音乐学习与创作的迷惑，年前我也提到，值得看看。

倒是那个叫苏聪的干什么去了？他写的四大唱片公司碟片的特点，似乎没有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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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还的把那天网络出问题丢了的再打字发出来，自然是为了说明自己的看法。

之所以认定他不是主要创作人员，我们是就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乐曲来说。我们说的是主要创作人员，当然不包括辅助参与工作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认为，修改这个历史的创作，不仅仅是修改历史的问题，前提是一个资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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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叔诚自己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创作组设在和平里八区五号楼的一个三居室的公寓内。其中两间为盛礼洪和储望华的卧室，闲人免进。大间为创作室，内置两台钢琴及一个写字台，还有一个破两用沙发，偶尔我在上面过夜。乐曲的草稿写的是两架钢琴谱，第一钢琴是独奏部分，第二钢琴是乐队部分。”

前面已经说了，第一钢琴是独奏部分是殷承宗演奏，第二钢琴的乐队部分是储望华担任演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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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叔诚回忆，“1969年2月7日中央乐团《黄河》创作组正式成立，殷承宗任组长，成员为杜鸣星、储望华、许斐星和我”。2月23日李德伦带对到天津走访王莘，听他介绍当年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事情，同行的人就是创作组的几个。王莘就是那首“五星红旗”的作曲，周恩来和老江都特别喜欢他的这首歌。

石叔诚回忆说自己为创作成员之一，他把自己列在最后，并非出于谦虚，而且应该是个事实。因为论资排辈是习惯，也是传统。从年纪与经历都可以看出，许斐星已经毕业，他则是刚毕业，分配到中央乐团还未了断音乐学院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是当时“资历”最浅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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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叔诚说，“在这个创作班子里，我和许斐星还是学生，虽有热情，却无经验，只写过一些不成样的小曲子。殷承宗和储望华都是才华横溢的，不仅写出过精彩的独奏曲，还共同创作过一个颇具新意的小组曲《农村新歌》。可他们也还是钢琴系的毕业生，非专业作曲家。”

石叔诚眼中，“只有杜鸣心是一位创作过《鱼美人》和《红色娘子军》的专业作曲家，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其实，杜鸣心参与吴祖强那个班子一起修改《红色娘子军》这是后话，并不是当时。对他这句话的理解，言下之意，殷承宗和储望华还不够创作黄河的资本。盛礼洪是杜鸣心推荐给殷承宗的，大家都认可他的创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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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望华确实是才华横溢，这些从他大量的创作作品，可以证明。

当年是因为家庭出生，他只能报考钢琴系，不能报作曲系。他的个人志向始终作曲是第一，也因此造成了他作曲、弹琴，都是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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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29日创作组到黄河体验生活。石叔诚说，““记得直到出发当天，殷承宗才通知我去不成了。”“理由是我做为应届毕业生必须留校参加运动。”“中央音乐学院的工宣队不同意我去。”

殷承宗的真实态度如何，现在当事人没有开口，不得而知。但从对待储望华的积极态度，不难推测二人的分量。储望华之父亲储安平冤案，是文革中最著名的老毛一手制造的文化人大案件之一，如果不是非常必须，储望华参与这样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难怪储望华回忆最后政治局审查黄河的时候，他仅仅做一个打幻灯的小角色，最后批准同意是何其艰难。当时如果石叔诚是必须的角色，以殷承宗为储望华参与穿凿前后所做的多番努力看，他完全有能耐说服工宣队以及造反派的。唯一解释是，他参与也罢，不参与也罢，无关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