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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欧南
爆棚、音场、胆机、威尔金森、刘汉盛、曾德均、关乃炘、黑教堂——这些名称（字），对不熟悉90年代“发烧热”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头雾水，但对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发烧友”来说，恐怕会会心一笑，想起很多当年美好的往事。
爆棚与音场是形容音响的表现力；胆机是电子管功放，而曾德均、关乃忻则是当时制造胆机的第一批名家；威尔金森是英国DECCA唱片公司的金牌录音师，在“发烧友”圈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刘汉盛是台湾《音响论坛》杂志的总编辑，当年他的文章和观点，在“发烧友”圈中有着呼风唤雨的影响力；《黑教堂》是一张著名的发烧唱片，当年可谓是“发烧友”圈中的《圣经》。
大陆的“发烧热”受港台地区影响。90年代初，当高级的音箱和激光唱片，开始陆续进入大陆市场后，这股突如其来的发烧热，便开始在这里迅速蔓延。当时大陆地区号称有四大“发烧”重镇，分别是广州、上海、北京和四川成都。广州由于毗邻港台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信息快、资料多，实际上是这股“发烧热”中的领头羊。唱片、音箱和音像书籍多是在广州出现后，传入到上海、北京。
领风气之先，当年广州的《音响世界》是大陆第一本音响和唱片的专业期刊，差不多一面世，就被热情的“发烧友”抢购一空。紧随其后的成都也出版了《发烧友》杂志。为分一杯羹，上海的中图公司也赶紧招兵买马，不无粗糙地推出了《现代音响技术》，北京也出版了《爱乐》杂志。这些杂志在当年可以说是争奇斗艳，是“发烧友”趋之若鹜的抢手刊物。而当时所谓“发烧“四大重镇，和这四本刊物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时过境迁，从现在来看，“发烧热”其实是个被煽动起来的狂欢节，和80年代诗歌热如出一辙。它维持的时间同样并不长，从90年代初发芽到式微，前后10年时间都不到。我当年在上海一家音乐公司工作，负责唱片的策划、宣传和电台节目制作，是这场“狂欢节”的亲历人，也是参与者。所以对“发烧友”还是多有了解的。
“发烧友”是一批盲目并快乐着的人群。说它盲目，是因为绝大多数“发烧友”缺少音箱和音乐知识，凭着一股被煽动起来的热情，认死理，认歪理邪说，乐此不疲。对于“发烧友”这种过度的热情，很多专业的音乐人士不理解，甚至觉得纳闷，好笑，但我本人并不这么看。从业人员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我知道，音箱的好坏，对音乐的还原有着天壤之别，好的音箱就有好的音乐表现。而用廉价的组合音箱听音乐的人，当然不理解“发烧友”追求音响效果的狂热。
当然，商家出于商业考虑，制造出很多非音乐性的音响噱头，只是请君入瓮的把戏罢了。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销售它的产品，而不是真正为音乐考虑。
当时很多“发烧友”受港台地区的文章影响，神经兮兮的，不关心音乐表现的“发烧友”大有人在。不少“发烧友”只是追求唱片里演奏家的呼吸声，翻乐谱声。更有甚者，甚至有人认为，在功放上放一把菜刀，能提升音乐的质量，使音乐更加悦耳。种种奇谈怪论，在当时的确非常多。而这种无稽之谈的鬼话，信奉的人还不在少数。1998年，我脱离这个行业，开了一家小餐馆，亲耳听到当年上海申花足球队的边锋吴承瑛，在我饭店里和朋友大谈这种道听途说的神话传说，惹得我低头偷着乐。当然，他并不知道，我曾经就是干这个的。
“发烧友”神经兮兮的毛病大多是被暗示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其实差不多价位的音箱器材，所表现出来的音响效果相差无几，根本不值一比。尤其是中低价位的音响器材。说句诚实的话，一张100元左右的正版的唱片和一张10元的盗版碟，在低价位的音箱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当年的“发烧友”人群中，分“软件派”和“硬件派”。“软件派”追求音乐表现，他们更关心演奏家的水准，唱片是否上过“三星企鹅榜”、是否被美国TAS评为发烧名片等。所以，对唱片的版本特别关心，这是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一个群体。但也有些唯名人是从的“发烧友”，本身不懂音乐，只追求明星。你告诉他这是卡拉扬的版本，他即刻掏钱。你说这是福特文格勒的版本，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硬件派”就有些神经兮兮了，只追求器材的音响效果，对于演奏家的好坏是不关心的。“硬件派”多是些认死理的顽固分子，把能在音响中听到呼吸声，乐谱掉地声，视为平生至乐，大呼过瘾。而一般专业的音乐人士瞧不上的，多是这种“发烧友”。
除了追求音响器材外，“发烧友”最关心的就是发烧唱片了。简单的说，发烧唱片就是录音质量好的唱片。上面提到的DECCA的录音师威尔金森，就是发烧唱片大师，他是模拟录音时代最杰出的录音师。到了80年代以后，数码录音开始流行，音质比模拟录音更清晰和逼真，但音色偏硬，不及模拟录音来得温暖、人性。其实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失去一些美好的东西，好比城市的进步会失去美丽的田园风光一样。
由何训田作曲，朱哲琴主唱的《阿姐鼓》唱片，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
除去国外的那些著名的发烧唱片不说，来说说国内的吧。90年代初，最出名的发烧唱片就是香港雨果公司出版的刘星的《一意孤行》和何训田的《黄孩子》。一张是纯器乐，一张是朱哲琴的人声专辑，这两张唱片在“发烧友”圈中是如雷贯耳的名盘。相信现在拥有这两张唱片的人，还会回忆起当年饱满低频的震撼，那种人工刻意制造的美好时光。
乘着发烧热的这股热情，在《黄孩子》后，何训田制作了《阿姐鼓》。而我所在的公司先后为刘星制作了《孤独神》《湖》等专辑。但由于公司财小力薄，不及《阿姐鼓》被华纳公司这种财大气粗的公司包装宣传，发行量远远不能和《阿姐鼓》相比。而当年《阿姐鼓》的出版可谓一时之盛，甚至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唱片店连货都进不到，各种不吝溢美之词的评论文章漫天飞。而华纳公司更是在宣传中说：《阿姐鼓》是继德彪西《牧神午后》后，又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让人感叹商业宣传为了利益，不惜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或许，在90年代这股发烧热中，最值得我个人记忆的，是我给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制作的“环球Hi －FI”音乐节目。这是有关我个人的回忆。
“环球Hi－Fi”音乐节目最初的构想一是因为当时“发烧友”对“发烧CD”和“发烧音响”的强烈兴趣，二是受北京一档以“发烧”为主的专题音乐节目“发烧门诊部”的影响。
“环球Hi－Fi”的名称是作曲家刘星所起。总的来说，北京的“发烧门诊部”偏重于硬件（音响方面），而我们则侧重于软件（唱片），这是因为在“软件”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帮人本身就是搞音乐出身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后，形成了北京和上海的两大“发烧”板块，在当时也是一件颇时髦的事情。
“环球Hi－Fi”于1995年初开始在上海的东方电台播出。我们自己配置了录音设备。24轨的调音台、雅马哈监听音响、两台专供录音用的ADAT、压缩机、功放、CD机、话筒等等，开始了我们小作坊的运作。当时和电台签好合约，采编播都有我们来，电台只要播放就行。
这档“环球HI－FI”不但在上海播，还先后在宁波、南京、山东、沈阳等地开播。在外地的反响如何我们并不知道，不过在当时有一个山东的“发烧友”给我们节目组来过一封信，并询问他出差的时候是否可以来看看我们制作节目。我回信告诉了他可以，也就把这件事忘了。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个多月，那位热心的“发烧友”果然来了，并送来了几包当地的特产灵芝，让我非常感动。
“环球HI－FI”因为是一档偏重于古典音乐的节目，安排播放的时间很晚，在晚上11点，所以收听的人很多是大学生，这和我们本来的思路并不一致。说实话这档节目是有着商业目的的。由于我的嗜好，渐渐地节目有些偏重于音乐性了。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发烧友”，尤其反感人们用马勒的音乐来测试“爆棚”的效果，而“发烧”说穿了只是出于商业的需要。
我们制作的“环球Hi－Fi”节目于1997年4月份开始停止。“发烧”的热情越来越淡漠了。人们一下子仿佛开始变得现实了，随后的景象已是开始令人伤心，上海那些著名的唱片行由于门庭冷落，相继关门大吉，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最后，想说说我熟悉并尊重的一个老人，作为对这个时代的纪念吧！老人已经去世，虽然我和老人并没有什么交往，只是熟悉，认识罢了。
老人叫程博垕，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上将程潜的儿子。解放后随母亲、姐姐移居上海，相依为命，一生不曾结婚，酷爱音乐，据去过他家的朋友说，老人家里的唱片多达上万，可见他一生微薄的收入全都花在购买唱片中。
老先生为人外冷内热，常年一身蓝布大褂，穿解放鞋，走在大街上，像个不修边幅的工厂退休质检员。老人退休后，在上海中图唱片店销售唱片，其博学的才识，是当年上海发烧圈中无人不知的名人。
我一个同事，有一次进货看到日本现代作曲家武满彻的唱片，因为不太熟悉，打个电话请教老人。同事不过随便问问，没想到，过了一小时后，老人蹒跚着脚步，查好武满彻的资料，亲自送到公司，让同事感慨万千。
老人其实非常孤独，他的身世，让我莫名地想起余怀《板桥杂记》中的记载。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代徐青君，沦落到代人受杖维持生计的地步。老人从不说自己的事情，默默地承受着无常的命运。记得几年前，一个朋友和我说过，有一次老人约朋友去他家，对朋友说，家里的唱片，你看着喜欢就拿去吧！我没有多少日子了！朋友听后，一阵悲凉。
一个时代总是要过去的，想起程老先生，或许也是联想到我自己。想想自己也逐渐和这个时代脱节，这大概就是一代人的宿命吧。往事如风，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欧南，原名钱剑平，1966年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进入吴泾热电厂当工人，1988年辞职。后从事过采购员、音乐编辑、电台节目制作人、饭店掌柜等多种职业。2008年开始彻底告别一切职业，居家看书，听音乐。担任《歌剧》杂志专栏主笔。出版过《歌剧经典》，音乐随笔集《最后的夜曲》。
发表于 2023-11-12 09: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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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12 11:5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