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交响乐引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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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枫华园>>看到李德伦1995年的一个讲座记录。把第一部分贴在这里。全文比较长，可以在下面网址阅读：
http://www.fhy.net/On-line/TK/fhytk04a.html


　　　　　　　　　　　　交响音乐在中国：回顾与现状

　　　　　　　　　　　　　　　　　·李德伦·


　　　　　　　　　　　　　一　交响乐引入中国

　　中国很多的发明比欧洲早。中国人发现十二平均律（就是十二个半音），比欧
洲早一百多年，声律上应该是很先进的，可惜没有十二平均律音乐作品。编钟十二
个半音都有，虽不那么准，可那是两千年前的事了。中国人很了不起，在以农业为
主的荒野时代，能有那么多的发明，说明我们的祖宗非常了不起，但我们这后代就
不那么好了。

　　中国音乐过去也是很了不起的。稽康古琴弹得好，《广陵散》、《梅花三弄》
，慷慨激昂，从那时起，就有给知识分子听的音乐了。和他们写的诗词歌赋一样，
是很难懂的，思想境界达不到一定高度，不会有这个。

　　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开始起步，中国那时是元朝。马可波罗到中国
来，看见中国了不起，遍地是黄金，比起欧洲确实是先进得不得了。

　　乾隆三十五年，欧洲发生了产业革命，同时出现了交响乐。德国十八世纪中开
始有交响乐，俄国是十九世纪中，比德国晚了多半个世纪。俄国在十九世纪开始时
也有人写了很多交响乐，可拿谱子一看，不过是学德国人，模仿莫扎特，就是没人
家写得好。后来，俄国出了格林卡，开始用俄罗斯的曲调写歌剧，但写作方法还是
摆脱不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俄罗斯五人集团
，这五个人就了不起了，开始有了俄罗斯风格。同时代的还有柴科夫斯基，作品是
世界一流的。现在在音乐界里，德国人和俄国人不相上下。

　　中国十九世纪还没有看见过管弦乐队是什么样的。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按
外国教习来　，组建军乐队，派人到德国学习，之后有了中国最早的乐队。给慈禧
太后奏的曲子竟是《马赛曲》，老佛爷听了特高兴，还赏了银子，但她并没听懂曲
子的含义。以后建立新军，都有铜管乐队。北伐后，有些人失业，就只好为婚丧嫁
娶助兴了。

　　当时中国海关不自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叫赫德。海关有钱，搞了个乐队，
据说有弦乐。清朝末年，派八旗子弟学学器乐，有学拉提琴的，后来傅仪在长春建
立宫廷乐队用的就是这些人。

　　知识分子搞乐队从五四时开始。北大的肖友梅是音乐传习所的所长。他从莱比
锡获得音乐博士学位回来后，就想在中国办交响乐队。北大为什么办传习所呢？清
朝时上大学的都是老爷，有听差伺候，不好好上学。下学之后打麻将、赌钱、看戏
、嫖妓女。蔡元培为整顿校风搞课外活动，音乐传习所就是这么产生的。后来搞了
个乐队，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星期音乐会，由肖友梅指挥，常演
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乐队有多大呢？我看过一张照片，有十三个人，带瓜
皮帽、穿马褂、穿布鞋、布袜、扎绑腿。旁边搁一架钢琴，坐着个外国人，叫嘉祉
，是犹太人。乐器不全或声部不够都由钢琴补上。文革时个别队员还在，现在全过
世了。

　　上海租界有一个工部局乐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办的，最初是军乐队。十月革
命后，有好多俄国音乐家来到中国。到了一九二○年，因世界大战，很多音乐家跑
到东方来。他们的水平相当高。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很繁华。那时电影是
无声的，每个电影院都有小乐队。

　　当时有个意大利有名的钢琴家马里奥·帕器（中文名字梅百器）来上海旅行，
他是个赌徒，赌输了，分文不名，走不了了，只好留下来给上海工部局组成管弦乐
队，搞音乐会，在上海南京路中段路南的市政大厅演出。每星期天都有免费音乐会
，从下午开始到晚上，听众也来去自由。

　　这个乐队有些队员水平相当高，有个拉小提琴的叫亚历山大·辛茨伯格，二十
年代末到美国，一直任费城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后来自己也成了指挥。上海去的
！算得上是上海人的光荣了。

　　三十年代希特勒排犹，又给上海送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有个拉大提琴的，叫
克劳斯，是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他除了手里的大衣和大提琴，什么都没有，来
上海要饭来了。其它还有柏林来的著名小提琴教授威森伯格（奥尔的同学）、维也
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阿德勒（战争后回到奥地利，仍为该乐团首席）、巴杜施
卡（库茨维斯基乐团的成员）。他们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弦乐演奏家。

　　因此，中国的交响乐事业要感谢这些外国人。由于欧洲战争、十月革命、后来
德国排斥犹太人，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他们把中国的音乐教育给开展起来了。他
们有的把后半生献给中国，是有功的。要是没有他们，中国的交响音乐还需要很长
时间。

老唱片

李德伦过去为了他，有意与大饼版主还抬过杠，其实我内心一直很敬重他。他的临别这个世界之前，能袒露自己肺腑之言，反思过去，否定俄罗斯文化的影响，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他为了交响音乐前后付出的努力，例如不计个人得失，大力抬举新人，都不是眼下这些名流所能做到的。

你引的文章，我转贴过来。发表在北京爱乐杂志的那个采访，似乎就在这个讲话之后。


交响音乐在中国：回顾与现状

·李德伦·


　　　　　　　　　　　　　一　交响乐引入中国

　　中国很多的发明比欧洲早。中国人发现十二平均律（就是十二个半音），比欧洲早一百多年，声律上应该是很先进的，可惜没有十二平均律音乐作品。编钟十二个半音都有，虽不那么准，可那是两千年前的事了。中国人很了不起，在以农业为主的荒野时代，能有那么多的发明，说明我们的祖宗非常了不起，但我们这后代就
不那么好了。

　　中国音乐过去也是很了不起的。稽康古琴弹得好，《广陵散》、《梅花三弄》，慷慨激昂，从那时起，就有给知识分子听的音乐了。和他们写的诗词歌赋一样，是很难懂的，思想境界达不到一定高度，不会有这个。

　　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开始起步，中国那时是元朝。马可波罗到中国来，看见中国了不起，遍地是黄金，比起欧洲确实是先进得不得了。

　　乾隆三十五年，欧洲发生了产业革命，同时出现了交响乐。德国十八世纪中开始有交响乐，俄国是十九世纪中，比德国晚了多半个世纪。俄国在十九世纪开始时也有人写了很多交响乐，可拿谱子一看，不过是学德国人，模仿莫扎特，就是没人家写得好。

   后来，俄国出了格林卡，开始用俄罗斯的曲调写歌剧，但写作方法还是摆脱不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俄罗斯五人集团，这五个人就了不起了，开始有了俄罗斯风格。同时代的还有柴科夫斯基，作品是世界一流的。现在在音乐界里，德国人和俄国人不相上下。

　　中国十九世纪还没有看见过管弦乐队是什么样的。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按外国教习来　，组建军乐队，派人到德国学习，之后有了中国最早的乐队。给慈禧太后奏的曲子竟是《马赛曲》，老佛爷听了特高兴，还赏了银子，但她并没听懂曲子的含义。以后建立新军，都有铜管乐队。北伐后，有些人失业，就只好为婚丧嫁
娶助兴了。

　　当时中国海关不自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叫赫德。海关有钱，搞了个乐队，据说有弦乐。清朝末年，派八旗子弟学学器乐，有学拉提琴的，后来傅仪在长春建立宫廷乐队用的就是这些人。

老唱片

知识分子搞乐队从五四时开始。北大的肖友梅是音乐传习所的所长。他从莱比锡获得音乐博士学位回来后，就想在中国办交响乐队。

   北大为什么办传习所呢？清朝时上大学的都是老爷，有听差伺候，不好好上学。下学之后打麻将、赌钱、看戏、嫖妓女。蔡元培为整顿校风搞课外活动，音乐传习所就是这么产生的。后来搞了个乐队，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星期音乐会，由肖友梅指挥，常演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乐队有多大呢？我看过一张照片，有十三个人，带瓜皮帽、穿马褂、穿布鞋、布袜、扎绑腿。旁边搁一架钢琴，坐着个外国人，叫嘉祉，是犹太人。乐器不全或声部不够都由钢琴补上。文革时个别队员还在，现在全过世了。

　　上海租界有一个工部局乐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办的，最初是军乐队。十月革命后，有好多俄国音乐家来到中国。到了一九二○年，因世界大战，很多音乐家跑到东方来。他们的水平相当高。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很繁华。那时电影是无声的，每个电影院都有小乐队。

　　当时有个意大利有名的钢琴家马里奥·帕器（中文名字梅百器）来上海旅行，他是个赌徒，赌输了，分文不名，走不了了，只好留下来给上海工部局组成管弦乐队，搞音乐会，在上海南京路中段路南的市政大厅演出。每星期天都有免费音乐会，从下午开始到晚上，听众也来去自由。

   这个乐队有些队员水平相当高，有个拉小提琴的叫亚历山大·辛茨伯格，二十年代末到美国，一直任费城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后来自己也成了指挥。上海去的！算得上是上海人的光荣了。

　　三十年代希特勒排犹，又给上海送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有个拉大提琴的，叫克劳斯，是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他除了手里的大衣和大提琴，什么都没有，来上海要饭来了。其它还有柏林来的著名小提琴教授威森伯格（奥尔的同学）、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阿德勒（战争后回到奥地利，仍为该乐团首席）、巴杜施
卡（库茨维斯基乐团的成员）。他们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弦乐演奏家。

　　因此，中国的交响乐事业要感谢这些外国人。由于欧洲战争、十月革命、后来德国排斥犹太人，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他们把中国的音乐教育给开展起来了。他们有的把后半生献给中国，是有功的。要是没有他们，中国的交响音乐还需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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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土”与“洋”的争论

　　建国以后，全国成立了很多音乐学院，并成立了交响乐团，但怎样演出还是个问题。当时有人提出“不能老演外国的，要以演中国的为主”，－－怎么个为主法？它没作品！

   我一九五七年回国时，中国作品大约就十几个，我一月演一个，第二年还得演这些。外国作品则可以在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作品中换来换去。这样一来招来很多阻力。有很多人曾一度主张“取消交响乐”，斗争很复杂。１９６５年左右，曾流传一个“三十而立”的故事：音乐家从小拉提琴，到三十岁时，被迫改行拉二胡了！

　　帝国主义要打倒，但外来的文化不能说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我们可以学。但完全做洋奴，全盘西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有很多思想感情，不都是坏的。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给这个民族增加了许多好的东西，有的作为糟粕给除掉了。外国有很多是好的，也作为糟粕给拒绝了，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全世界好的东西继承下来。

　　一九六一年，全国开了一个音乐家、舞蹈家会议，准备批判“崇洋”，把我们几个认为是“崇洋”的都安排在一天发言。他们也过分了一点：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家需要的，外国的不行。我们现在反对修正主义，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贝多芬？贝多芬就是资产阶级，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反对修正主义？没法反
对。他们还提出口号说：以后搞“洋”的和搞“土”的不能坐在一块儿，不能平起平坐。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搞“洋”的。

　　到我发言时，我跟他们干了一仗，我说：好！不能平起平坐。以后再开会，你们都坐下，我站着，或者我坐地下！但是，你不能不让我革命。你不能做假洋鬼子，不许我革命，我们用外国乐器也可以革命……。

　　后来又有人说了：这学“洋”的人本来是要革命的，他觉得“洋”这东西很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就入虎穴了。入了之后发现虎穴也还很好，看看老虎也不错。但老虎不管那套，一口把就他吞进去了。进去之后觉得老虎肚子里的天地也还挺可以，就在老虎肚子里说话。知道的是你在老虎肚子里说话，不知道的以为老
虎在说话，你变成老虎了！

　　我接着说：为了把外国技术学到手，虎穴还是要入的。不能因为怕被老虎吃了就胆小鬼不进去了。只要有马列主义武装起来，老虎就吃不了你了……。

　　经过一番争论，终于打一个平手。最后周扬支持我们，他在作结论时说：谁说搞“洋”的和搞“土”的不能平行工作？都是同志嘛，搞洋搞土就是分工不同嘛。怎么会不能平起平坐呢？不能搞封建嘛。我现在说话的这个话筒不就是洋的嘛？要不用这个我拿个大喇叭跟你们说话你们听得见吗？

　　１９９１年，中央召集文艺界的一些人讨论文艺问题。有位著名作家就说：我们中国人就要弘扬中国文化（这话没错），有些外国东西，拿来咱们中国人也不喜欢也不懂，这东西咱就应该不要！

　　这时，我就起来发言说：“我干的这个交响乐，就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它也…也是比较难懂的！但是我觉得……”

　　我这还没说完，江 泽 民 赶紧接过话说：“是！对！交响乐不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但是它是地球上人类所创造的最好的文化的瑰宝。我们中国人也是地球上的人类，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接受地球上所创造的好的东西。”（大意如此，不是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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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音乐人才济济

　　中国现在虽然还不能算是生产小提琴的强国，但也不是弱国。从数量上看，在世界上中国的小提琴产量是比较高的，从广州、沿海，一直到北京、天津和东北的营口、沈阳、哈尔滨，到处都有小提琴作坊，大量的小提琴工厂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工业体系。中国的小提琴制造有个特点：做好了就出国！

   到外国以后，弄了一个洋牌子，粘在那儿就成外国琴了（众笑）。很多人买了琴以后，以为买了什么外国好琴，拿回来一看：－－北京造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中国人是专门做好琴的，他们很多曾在国际比赛上得过奖，在国外卖一把琴卖出千把美金并不算回事。中国制作高档小提琴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因此，中国是个小提琴工业国。

　　中国人在小提琴演奏方面也相当出色，很多人在国际比赛上获奖，很多人得到头奖、金奖。例如吕思清获得帕格尼尼奖，胡坤也赢得弗莱斯奖、巴黎奖等等。不论是得第一或第二等奖，中国人能参加国际比赛，本身就是很不简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小提琴手发源地。国际奖的名单中经常可以发现有中国人的名字。

　　很多外国音乐学校的学生，本身不愿意拉琴（多苦啊，整天拉，累死啦！），那里的教授们跑到中国来参观时，大教授自然要受到当地学校的欢迎。他们手中拿着一大批助学金，从当地表演的学生中挑选了很多人到美国和欧洲。其实，这里边很多人已经相当不错了，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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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些年轻音乐家在国内出不了头，到国外成了名师的学生，可以有演出的机会，因而也有很多人得奖。同时，现在有一些小孩儿，中学还没毕业就出国，在加州接受培养，管吃管住。将来学生得了奖，老师脸上也有光！（老师有光，他只教了后半截，前半截都是中国人教的！）

　　中国音乐不是没有人。昨天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其中有很多中国孩子。多伦多的中国人表现出了相当有水平的演奏！其中有两个弹钢琴的，有一个拉小提琴的。那个小提琴拉得相当相当好，把拔了尖的难作品，拉得拔了尖的好！

　　全国各地有八、九个音乐学院，而各省都有艺术学院，其中设有音乐系。国家培养音乐人才的渠道很多。培养有人培养，但演出没人管。学生毕业后，要是不分到专业团体，他就没有活干。分到专业团体后，又有很多问题。有人演交响乐了，还得有人听。有人演没人听，更难受！

   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人才外流啊！他不外流怎么办？在国外有人听音乐会，在国内没人听。国内有广大群众听不到音乐，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音乐会，其它城市就没人管了，也没机会去人演出，捂上两年，这些青年人的专业不就荒废了？

　　人才外流问题吵了好几年了。音乐界人才外流很厉害，年轻小提琴手不等大学毕业就退学出国。怕等到毕业不让出国。后来干脆，中学毕业之后也不上大学了，直接出国。到国外可以学，还可以工作。而国内则只有教育机构，没有工作机构。工作机构都遇到以上提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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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音乐事业面临改革

　　目前，国内有从事西洋歌剧演出的“中央歌剧院”，另有演出中国歌剧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后者演出过歌剧《白毛女》、舞剧《宝莲灯》、《雷锋塔》等。芭蕾舞的演出则归为“中央芭蕾舞团”。现在，国内正热闹着准备改组，有人主张将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合并，成为“国家歌剧舞剧院”（不叫“中央”了，“中央”
这词在国内很大，在外国就不值钱了）。现在国内对改组的问题有很多争议，改组就意味着精简人员，麻烦很大。

   在管理方面，苏联、捷克、东德的管理方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没什么两样。中国不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搞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如今，管理方法需要用艺术标准进行改革。

　　现在大家都比较趋向一致的是，要经过考核，要建立合同，根据每人能力定立级别，水平不行的就不要。中央乐团有五百人，其实两百人就足够了。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水平不行的到哪儿去啊？那三百人也不能赶到街上去。究竟谁是好的？谁来划这条线？谁敢？划得准确不准确？这都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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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刚粉碎之后，中国交响乐搞得相当好。在一九八○年，我们一年干了二十年的活。中央乐团从建团二十年后，演出了二十套节目。而八○年一年搞了二十六套。前二十年中好多外国作品不能演，这二十六套节目中全世界不管什么流派的，现代派的、高难度的都演了。

   我们演出了最现代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十二音体系的作品。早年演出一场观众只有一半人。演出都是送票。后来我说：不行，就卖票！送票的人他不好好听，坐在那里说话。花钱买票了以后他就好好听了，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买的票……。

   果然，后来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我就感觉到我在演出时，观众和我同样，在后面认真听，进入了情绪，连他们的呼吸、叹息都和我在一起！这种情绪反馈到台上以后，我也得到一种感染，我也就来劲儿了！我一来劲儿，乐队也就来劲儿了，下边就更来劲儿了！

　　有这种情绪上的相互感染，那才叫演出！正因为这样，“发烧友”代替不了演出。

　　听唱片过程中，互相没有交流，真正的演出是唱片、录音永远代替不了的，因为台上、台下有呼应。不仅是音乐，话剧也是这样。老舍的《茶馆》，我每次在剧场里看非常感动，但在电视里看同一场的录像就不行。

   电影也有这问题，虽然拍得更仔细，表情和台词都对，但如果演员的情绪不是一口气下来，就不能令人感动。现场中虽有念错词等毛病，但它是实际的感觉。我买唱片、录音带一般都买　ｌｉ
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现场虽有杂音，有咳嗽，但不要紧，那也比剪来接去的强。剪接的音乐没毛病，完整。但它的音乐是死的，不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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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是上去了，但是当时物价也上去了，而我们薪金没有上去。中国的交响音乐面临新的问题，当时出现的新鲜事务：盒式带。中国也由此加入了“音响世界”。

中国当时没有轻音乐队，也没有摇滚乐队，录音多是交响乐队队员。录音一场是好几十块钱，而交响乐队演出的一个月最高只有八、九十块。我们的人不出国的，就在国内录音，不去录音而只拿国家钱的就吃不饱。

我曾经是全团薪金最高的，后来大家都去录音，我成了全团最低的。搞轻音乐、摇滚乐，给歌星伴奏，可以收入很高，每月一般有几千或上万的收入。搞交响乐，往那儿一坐，贼难啊！吭哧吭哧地练，指挥“挺横”，还受气，原先只能拿几十块，现在收入也只是一千左右，与几千的盒式带录音收入不能比。

所以他没有心思好好给你练基本功，因此演出质量下降，同时因为练新作品难度大，演出节目变化减少。

今天演出“柴科夫斯基第五”，过了一个月之后，新的没时间练，还是得演“老柴第五”。“柴五”、“德八”（德沃夏克第八）成为乐团长期的曲目。外国交响乐队一年演出的节目三年以后才能再重复，而咱们上个月演过的节目这个月就得演，这样怎么能行？

演出质量的下降和场次的减少，使得观众热情下降。我们在一九八四年时，中央乐团演出场场客满。连续演出贝多芬九首交响乐曲时，观众熬夜排队买票。到了八六年时到了顶点时，赚钱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

八六年去香港、美国演出过之后，目的达到了，大家也就想休息休息了，质量也就下降了。观众总听“柴五”，也就油了，没有感情交流，从而转向了“发烧友”，大量地买古典音乐唱片。音响事业发展起来了，交响音乐演出事业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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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总听“柴五”，也就油了，没有感情交流，从而转向了“发烧友”，大量地买古典音乐唱片。音响事业发展起来了，交响音乐演出事业受到损失。”

这老头就是酷，你看，这话又说到要害！:cool: :cool: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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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以后，江 泽 民 号召企业资助交响音乐。排练、演出给钱了，虽然收入赶不上录音，但也有一定效果。演出频率增加了点，节目也比以前多了一些。

但现在出现另一问题：观众不买票。演勃拉姆斯，观众不来听。演“蓝色多瑙河”、“拉特斯基进行曲”、“春节序曲”、“梁祝”等通俗交响乐作品，这些可以。

现在音乐会老是这种，我们叫“堂会”，－－资本家出钱，他们卖票，请了一批人听。其他交响乐作品打入社会就得赔钱。目前的行情大概是：二十万块钱排十套节目，一套节目演两场。

但是，以前最受欢迎的是大学，大学出不起钱。只有我们从资本家
（不是，应该叫“企业家”）那里拿来钱，到大学演出。愿意这样做的企业家不多。希望大家将来在国外、国内企业中作事时，能给我们“吹一吹”，促进企业支持交响音乐的发展。

另外，一个五百人的音乐团体，还没改革好。拿了钱来之后，给谁不给谁若仍按原来的大锅饭的办法来分就不成了，无底洞！后来有的单位捐钱时提出要求：钱只给演出音乐会，并且只给演出质量高或演出新作品的音乐会。

后来我们想出了“基金会”的办法，由基金会支援演出。基金会中有一个艺术委员会，都是内行。支持质量好的演出。当时国内要成立基金会很困难，去年只批准了两个基金会。我们利用“通天部”给国家领导写信，终于批了下来。

基金会有了，但是没钱！拼了命找人凑了两百万，仅仅够注册基金，没有两百万不能注册。注册之后再也找不到钱了。因此今后的活动只能从两百万中支出，要是这些钱也出光的话，这基金会就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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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面对国内弦乐四重奏已经绝种的状况，基金会决定在八、九月份举行一个四重奏比赛。今后也将对一些好的演出给一些资助，但给得不够。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的交响音乐正在一个困难时期。以前是政治挂帅，对交响音乐有很多政治上的要求。现在这些没有了，只是要求把艺术搞好。

但是把艺术作为中心，实现艺术领导，目前还有很大困难，因为没有钱。尤其是现在老的一代骨干都退了，我当了艺术顾问，韩中杰、严良坤也都已退了下来。乐队没有指挥，从海外请指挥又需要好多钱。我的一个学生谭利华，指挥得不错，现在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团长兼总指挥，中央乐团实在不行了就把他借来，把他弄得整天忙得要死。

中国的交响乐队在国际上是很不错的，已经是国际水平。但是它的排练、演出都很不正常。外国的音乐团体规定了每周每天的排练、演出时间，一年的日程都排出来，每个人自己都很好安排，观众也好安排。而我们则是今天不知明天干什么，定了计划也时常被外来的录音机会所冲破。

中央乐团时时为各种音像制品、海外歌星或电影录音。现在很多电影是由中央乐团录的音。如果不是中央乐团的，就很可能是“散装乐队”（就是从中央乐团找几个队员，广播电台找几个，再从歌剧院找几个组成的乐队）。

组成散装乐队就可以给队员现钱，不用给乐团团部交钱。这些乐队的招集人还有一外号，叫“棚头儿”，－－录音棚的“头儿”。每个“棚头”有自己的一套班子，一有录音的机会，他就打电话到各团叫人。他们号召力很大，叫到张三李四，就乖乖去了。李四在团里拉第一小提琴，让他在“散装乐队”拉第二提琴，他乖乖地拉。但是团里要是搞改革，让第一小提琴改拉第二小提琴，他就要闹情绪。

乐团团员在外边给录音棚录音，时间长了要延，可以加钱，没问题。录音完了，到外边等车，大冬天刮着旋风，车老不来没事，要问冷不冷？“不冷！”

可如果是中央乐团官办的录音，还没到两个钟头呢，就嚷着：“唉，指挥，快了，还有四十分钟，你那还多少段儿呵？还来得及来不及？”就催他了，就得快点，质量就得低点了。录完音到外边等车，“谁联系的车？岂有此理！”就骂起街来了。要是棚头，就不敢骂，怕下次不让来了。乐团如果定了合同，按资本主义的办法，领导就是棚头，那他们就没辙了。

乐团有多年来的大锅饭、铁饭碗，吃资格。现在怎么改革？就国内的国情出发，搞以艺术为中心的现代化交响乐管理，这一关不好过。但过了这一关，我们中国乐队进入世界一流是没问题的，水平在那摆着呐。小泽征尔说过：“中央乐团有许多演奏员到许多世界第一流乐团都是称职的”。当然还是有许多不称职的，没办法，咱铁饭碗，没辙！

我的想法是，中国现在必须开辟演出事业，这是解决人才外流问题的关键。目前在中国只有北京、上海有音乐会。傅聪８１年回国内时，想住在北京，以北京为基地。可是在北京开了三场音乐会，然后到上海同样搞三场，就没戏了。其它城市，如南京、广州、郑州、沈阳等，听众少，没有演出机会，他只得走人。

青年指挥汤沐海、邵恩在国外很忙、很受欢迎，但若回来，三个月轮一次，只能演奏《蓝色多瑙河》、梁祝、柴五，乐团团员在外面到处录音，你怎么团结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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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优秀的人才，但没有优秀的组织者。交响音乐不要松散结构和组织，中国音乐现状，他只能远离中国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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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喜欢上音乐的？世界第一歌王夏里亚宾来北京演出时，票价六块袁大头，就是看了世界日报的半版宣传我就去了。他３５年到北京，３６年去世，到现在成了我一生的光荣。听了一次，觉得不错，然后听唱片，听音乐会，就变成音乐迷了。

所以关键是要培养听众，文化部应该有人专搞普及宣传，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展演出事业，组织巡回独奏演出，费用并不高。关键是要不断奋斗，我是到处游说，宣传交响乐，全国各地走了２０多个城市。中国太大了，把事情搞好不是一句话的事，怨天忧人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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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就是好，首先一个“真”字了得呀，什么可比的？音响有多少妥协，现场再妥协，也少于音响的妥协。